任何看过我幼儿园成绩单会议的人都不会想到有一天我自己会成为一名老师。

当我的老师坎贝尔女士把我的成绩单递给我妈妈时，我看到她见到我并不兴奋。虽然我妈妈不会说英语，但她可以从坎贝尔女士的肢体语言中看出我的成绩单不好。坎贝尔女士指着我和她的头，反复说出“头痛”这个词。我五岁的自己充满了羞耻和悲伤。作为一个非英语母语的人，我确实比我的同学需要更多的帮助，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老师的负担，更不用说头疼了。

第二天，在饱受战争蹂躏的社会长大，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妈妈没有对我大喊大叫或贬低我，而是去图书馆拿了闪存卡。每天晚上，她都会让我坐在客厅里，举起字母表中的字母。当我终于学会了所有 26 个字母并看到她的笑容时，羞耻和悲伤的感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豪和喜悦。当我回想那一刻时，我意识到了两件事。首先，我的第一位真正的老师不是坎贝尔女士，而是我的妈妈。其次，我想成为妈妈心目中的那种老师——一个能够灌输自豪和快乐的感觉，并看到她所有学生的潜力的老师。

不过，自从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以来，我已经多次看到坎贝尔女士本人。像她一样，我有时很难满足我的英语学习者、需要情感支持或有特殊学习需求的学生的需求。

我将这部分归因于这样一个现实，即我在教师准备课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学习教育理论和观察其他教师上，而不是在导师的支持下在学生面前练习我的技能。与有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一起工作时，我没有太多机会获得实践经验，进入教室时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的经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2018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费城 72% 的新教师表示没有准备好在城市教室工作，62% 的新教师表示没有准备好教授多元文化的学生。鉴于缺乏准备和成为新教师的压力，尤其是在 COVID 时代，难怪宾夕法尼亚州一半的新教师在头五年内离开学校或专业。